我们有众多的理由感谢这位并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英国人李约瑟，他让我们中国人自己都蒙昧不知的祖先发明，举凡定量绘图法、磁学科学、冶铁技术、机械钟、马镫等等，得以从幽微细小处被揭橥出来。他深爱中国的科学文化，以至很多中国人都自叹弗如，颇受科学文化上自负无知的欧洲中心论者的訾议。但他的研究在中国，更多的时候不是唤起了人们对科学的纯然热爱，增加了怀疑和反叛精神，而是从中寻找先前比欧洲人阔得多的蛛丝马迹，正中了卑琐自大的阿Q先生们的下怀，实在是左右不得解人。自然《我与李约瑟》一书的作者何丙郁先生是不在此列的。
何丙郁不只是李约瑟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合作者，而且是与其常通音问的好朋友，自然书中记述李约瑟的治学方法或轶闻趣事，均用洗炼温婉的文字道来，且附有许多清爽可人的图片，实足的突显其著书时的雅人深致。固然这些也是我乐意看到的，但颇能吸引我之注意的却是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结论部分准备解答的，何郁丙也作了自己的探讨的。中国科学技术何以在宋朝之后衰落的原因，李约瑟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结论部分，我至今尚未见到。但他在有关科学家贝尔纳的纪念论文集《科学的科学》里发表的一篇《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论及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兴起与衰亡。他固然说过“要到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里去寻找”，但他又说，“中国没有出现过大量的占有奴隶的现象，也许正好是早期中国文化在促进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因素”，而且他还认为专制和干涉，反而使得大规模的科学研究成为可能。但似乎中国科学技术衰落的原因更是如此，由是观之，李约瑟彻底变成一个又卖矛又卖盾的人。李约瑟的确只是个科学技术史家，确非像库恩、萨克雷、柯瓦雷这样以怀疑反叛、逻辑谨严为己任的科学思想史家。比如库恩就认为，科学作为一种有目的理性活动，无不受权力的局限和约束，当权者需要科学时，便提倡科学，反之则提倡伪科学，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科学家包括吴大猷先生都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过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古代中国赢过西方的是技术而非科学。因为李约瑟这样的结论在深受专制之苦的国人看来，无论从情感还是从理智上都是不能接受的。文明固有互不了解而导致的冲突，但何尝又没有类似“围城”一样的互相倾慕，而出现的情感与理智判断上的失真呢？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文化的热爱，是否不可避免的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偏颇呢？
科学史家萨顿曾说：“科学总是革命和非正统的；这是它的本性；只有科学在睡大觉才不如此。”科学是以严格的怀疑与开放的新思想相结合为其特征的，那么诚如何丙郁所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宋朝以后的衰落，其中之一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怀疑精神，倘若不是中国人天然地缺乏怀疑精神，那么漫长而严苛的专制制度就难辞其咎。中国古代的科学与西方近代以前的科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更多的注重于实用的技术层面，也就不难解释古代的主流社会为什么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而非像西方那样将科学归于哲学的名下，一旦将近代兴起的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就显示了科学真正在现代社会进程中的力量，这在以往的中国是没有出现过的。1975年，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科学进步的障碍》的演讲中说到，经济上的贫困和意识形态的偏执，都是阻碍科学进步的敌人，有哪一顶“桂冠”我们黯昧专制的古代中国能幸免而不“荣膺”呢？科学的光芒并非自动照彻寰宇，其步伐在世界也是蹒跚和迅捷不一的。
（《我与李约瑟》，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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